《歸程》第212頁~第237頁◎聖嚴法師

【2024年06月份閱讀筆記:《歸程》第212頁~第237頁◎聖嚴法師】
1.新店這地方除了工作辛苦,甚麼都好,碧潭是著名的遊覽區,我也在同事們的勸說中在潭中喝飽過好幾次水,有次大膽行渡,差點就做沒頂之鬼,總算我在金山邊及高雄的西子灣曾有過被沖在珊瑚礁上弄得遍體麟傷的紀錄,使我學會了最起碼的游泳術。新店的營房環境好,飲食也好,對我的親近佛教那是更好。附近有幾座規模不大的寺院,竹林精舍就是其中之一,當軍官之後,經濟情況好轉,因此我的藏書愈來愈多,以致多得無處可藏,我便把它們寄存到竹林精舍去,證蓮老和尚,雖在大陸我對他早已慕名,到了台灣才有機會拜見。證老後來見到好多家佛刊經常有我的文章,他很歡喜,但也為我的身體擔憂,見我身體愈來愈瘦,每次見面他都要勸我幾句:「身體雖是臭皮囊,沒有也修不成清靜的法身;文章寫得多寫得好,人家最多稱讚你一聲有智慧有聰明,拖垮了身體,卻只有自己倒楣!」這實在是金玉良言,使我非常感激。......↓
2.其實,一個以讀書作文為樂趣的人,便不會以為讀書作文是有傷健康的折磨;相反地,我倒常因夜間工作,晝間失眠,感到煩悶急躁之際,以讀書作文來驅除那些惱人的情緒,故我很難感到讀書是件苦事。
3.我的身體日漸衰弱乃至抱病,乃至因病退役,純以工作的負擔而來。那個機關的工作,性質特殊,每天八小時,三人一組,日夜輪流,工作之時,從上班到下班均在聚精會神在手腦並用中度過,有時候連喝一口水的空閒都不易抽出來。在白天工作已夠辛苦,到了夜間更加難受,工作時很想睡覺卻不敢,稍一疏忽都有責任,早晨下班時一身的疲倦,又有一頭的興奮,身體休息了,頭腦仍在工作,頭重腳輕,眼睛要睡覺,大腦在幻想─其實那就是神經衰弱所引起的神經過敏症了。往往在床上躺了半天也捕捉不到一絲睡意。愈想愈睡不著,愈睡不著情緒愈壞,為了抑制情緒,我常練習靜坐,惟因我的神經衰弱,靜坐時始終不得要領。尤其有幾位捉狹鬼的年輕同事往往見我打坐,總會想出一點花樣來開我的玩笑,通常是在我面前怪叫,說是某某女同志打扮得好像狐狸精似地從我們的寢室門口如何地扭著屁股走過。見我不理睬時就用兩隻手在我的眼前掃過來拂過去,只要我的眼皮稍微一動,就會引得他們哈哈大笑。有時候我也用默唸佛菩薩的聖號來控制情緒,但也未必每次有效,念聖號不用分別心,過敏的神經系統卻不容你不分別,胡思亂想,昏昏然,飄飄然,不知想些甚麼,反把念聖號的念頭拋向了五里霧中。
4.但我並不曾因此而請求減輕工作,或學著偷懶,我的工作成績始終保持甲等,我也時常獲得工作的獎金。直到我病了,不工作了,乃至退役時,我還保持優秀同志紀錄。
5.我是1949年5月15日於上海入伍,至1960年1月1日退役令正式生效,在軍中生活了一共10年6.5個月。但我在1959年4月27日因病「半休」,5月27日即遵醫囑請准休養,停止工作,直到退役沒有上過班。所以若就實際的軍中生活而言我是剛好10年,非常巧合。然而我達成退役的願望足足使我苦鬥了一年又8.5個月,從1958年4月14日得病至1960年1月1日之間,因我患的是慢性的風濕症,醫院查不出病原,不能出具病殘證明。先與病痛苦鬥,最後7個月則為退役的問題苦鬥,再三再四地走到了山窮水盡,又再三再四地發現了柳暗花明,期間以南亭、悟一兩位法師,特別是東初老人給我的協助與安慰,使我永遠難忘。但是,另一位幫助我最有力的鄭介民先生,當我退役手續辦好剛20天,他就因心臟病突發逝世,這使我悲欣交集地哭了一場,並在他靈前誦了好幾天的《地藏經》。
6.我在14歲的時候,曾經為我的出家而編織過一個美麗的夢,那的確是一個夢,而且那一場夢是幻滅得如此快!狼山的環境,像畫一樣地優美,像詩一樣地可愛,可惜,我是生得晚了,去得遲了,當我上山時,那幅畫已在剝落,那一首詩已在消失!正因為我是抱著欣賞畫與詩的夢想去狼山的,那跟出家與學佛之間有著一段距離,所以我也是畢竟沒有保住那出家的身分。
7.不過,那個夢是做錯了,那條路是走對的,所以繞了一個好大的圈子以後,依舊走上了原來的路。這個圈子繞得夠辛苦了,但也不是冤枉繞的,應該繞的圈子,不繞也是不行,否則,今日的我又是怎樣了呢?像所有留在大陸的出家人一樣,那是不堪想像的。雖然繞這個圈子也似一場夢,而且似一場千嶇百曲的夢,比起第一個富有詩情畫意的夢,那是迥不相同。
8.因此,我對以往的遭遇,除了感到自己的罪障深重,並沒有怨尤可言。相反地,站在一個佛教徒的立場,對於順境與逆境,都該看作使我努力昇拔的增上緣。所以,幫助我的也好,打擊我的也好,在當時,我雖不能沒有喜與怒的分別,事後想,我倒覺得他們都是我的恩人了。沒有正面的援助,我是爬不起來的,沒有反面的阻撓,我是堅強不起來的,鋼是鍛鍊出來的,能說鍛鍊的境遇是不需要的嗎?
9.最不容易爭取的事物便是最寶貴的事物,也必是最足珍惜的事物。這一條回頭路,是痛苦與折磨的代價。所以,我能有機會再度出家,是興奮的、欣慰的、也是悲痛的,因為這是多麼難得的因緣!佛說「佛法難聞」的真諦,我已經用著這個悲痛的經驗而有了領悟!當我把一切的退役手續都辦妥後,曾以慨然喟然的心情向東老人說:「這一次我要好好地立志,做一個像樣的出家人,否則我便對不起協助我的人。」東老人卻說:「對不起人家是假的,對不起自己才是真的;一切要對自己的責任與身分有交代有成就,才是立志的目的。」
10.現在的人,往往不能想到自己的責任與身分,光把眼睛朝人家看,看人家做好做醜,自己的做好做醜,也以為是因了人家而做,這就是無根無力的人。像這種人既不能成就他人也不會成就他自己。我真感激東老人的開示。
11.能有一念為他人著想的心,已是有了自覺能力的人。回憶我在十四歲的那年秋天,去南通狼山出家,既無為人之心,亦無為己之志,很少有可敬的原因,也沒有多少宗教的情緒,係出於一種偶然的機緣所促成。因此,後來的捨僧從戎,並且一去就是10年,好像也是早就注定了的。不過,我要強調,我能夠再度出家,並且誓願再度出家,那是我成因於童年曾經出家的緣故。致使我雖已經過了10年的風浪,這風浪之久,已超過了我初次出家時間的一倍,但仍念念不忘於出家身分的恢復。所以直到如今,對於童年出家時的環境和師長,猶覺歷歷如新,軍伍10年的生活卻又恍如隔世了。
12.因緣是不可思議的,在大陸來台的老輩法師之中,認識最久的是白聖法師,親近最多的是南亭法師,見面最晚的是東初法師。我在辦理退役的過程中,最先請求的是白聖法師,其次相助的是南亭法師,最後助成的是東初法師。我與東老人第一次見面是在1958年的佛誕節,那是在台北市新公園的音樂台前,浴佛大典尚未開始的時候,是由於我的同學,當時《人生》月刊的編輯性如法師的介紹。東老人為了助成我的出家,盡了最大的努力,他自1959年的6月下旬直到同年12月中旬,一直為我的事情費神,也一直在為我的事情操心,他給我安慰和祝福,當我每遭挫折時,他必給我鼓勵,我到北投去拜見他的時候,往往也會送我百呀八十元的零用錢。對於一個與他毫無淵源關係的我來說,這實在是一件難能可貴而銘感不已的事。
13.漸漸地,我是真的退役了,我是必須重拜師父重新出家了,但還不曾確定,究竟跟誰出家。有一天,我在善導寺說起這個問題,演培法師則說:「現在由你選擇,台灣的大德法師,誰都會樂意成就你出家的。」以我的看法,從關係及情感上說,應該去請南老人成就;從恩義的觀點上來說,應該是請東老人成就。雖然這兩位大德法師,於德於學,各有所長,都是當今教界不易多得的大善知識。
14.也有人說:「你曾出過家的,你本來就有師父,何必再找一個師父的帽子戴在頭上?」我卻希望一切從頭做起,一切如法而行。童年出家時,幼兒無知,馬馬虎虎還不要緊,現在中年再度出家絕不可以再事糊塗。當然我也明白,既然重拜師父,重行披剃,師徒之間,有互相的權利也有互相的義務,一個做徒弟的人,權力可以不要,義務不能不盡。所謂「師父的帽子」,當係指的是「義務」而言。我不是忘恩負義的人,也不是輕易能被任何方式束縛得住的人,所以,我還是決定拜一位剃度師;並在恩義的原則下,我便請求東老人成就出家了。
15.當佛七圓滿,臘月初八的中午,僅在佛前上午供時,說了一個簡單的三皈。並無剃度的儀節,更無受戒的儀節。參加的人只有我上海的同學,了中與性如二師,以及由法藏寺來打佛七的幾位尼師。午供之後,蓮航法師因為不知道我不舉行儀式,也不知道我不想勞累人家,所以從中和鄉趕到為我道賀。因此,「來賓」也就緊緊是蓮航法師一個人了。照律制來說,這只算是皈依而不是剃度,但在中國的佛教,律制問題很不易講究,我既承認剃度,並且也請求了剃度,雖然沒有執刀而剃,也就算是剃度過了。
16.在農曆11月30日的下午,也就是即將改裝的前夕,為了以後便於師徒相接相處的問題,我向東老人提出了四點屬於我自己的態度及願望:一、我的身體一向不好。二、我將盡心盡力為文化館服務。三、我將來希望到其他地方住住,願師父允許。四、我將來希望多讀一些佛經,多用點修持工夫。
17.東老人聽了之後,只說:「三分師徒,七分道友。你已不是小孩子了,一切均由自己作主。」不過,又在他的語意中說道我想去其他地方住住一事,雖然未說不贊成,但總有些不樂意。這一點,我是最感抱憾的,為了能夠多用一點真工夫,在文化館先後僅住了兩年便離開了;這也是最使他老人家失望的事了。不過在我尚未改裝之先的個把月,東老人也自動地談到這個問題,他要我出家後應該放下一切,少寫文章,多看經,多懺悔,並要我找一個道場像關仔嶺大仙寺那樣的地方靜養靜修一個時期,然後再出來。可是,當我尚未改裝便已接受了《人生》月刊的編校,這一個計畫也就無法實現了。
18.這次出家,雖沒有舉行出家剃度儀式,但在事前事後仍收到幾位師長道侶的賀禮。我想,出家真好,才把頭髮剃光,就有這麼多人的布施結緣。但是我又不禁臉紅,剛把頭髮剃光又憑什麼接受這些布施呢?這使我久久不能自釋,也使我更加堅定了將要多讀經多用功的願望。
19.從此,我已算是再度出家了,我已成為東初法師的徒弟,我已不再叫做張採薇,我已叫作釋聖嚴了。說到更名改姓,真是一樁氣惱的事。內政部現行的姓名條例規定,僧尼還俗,必須改出家姓名為在家姓名,俗人出家,則不許改在家姓名為出家姓名。我們政府的立法機構,如果不是審查上的疏忽,便是有意歧視佛教而變相否定了出家人的身分!我,總算幸運,在第三級的行政機關裡,有位姓劉的同鄉佛教徒,他辦戶政,他幫了我的忙,利用內政部準改「不雅姓名」的機會,把我的俗名改成了現在的法名,但是,我的俗姓,還是更改不成,因為,姓氏不可能有雅與不雅的情形。即使如此,我已感到高興了。除了大陸出家的僧尼,凡是台灣的出家人,不論男女,還沒有另一位能把俗名俗姓在戶籍簿上更改過來的哩!
20.北投,過去是台灣的八大名勝之一,這是我初到台灣時的舊遊之地,但是,自從「保衛大台灣」而改為「建設台灣為全國模範省」之後,那裡的旅館別墅公寓飯店招待所,一年比一年多,也一年比一年高大。天然的溫泉,加上人工的修飾,公園裡的花草樹木、涼亭石凳,種的種、起的起、漆的漆,春天來臨時,映山紅,到處有,笑靨迎人,如因懶得去陽明山,在北投公園照樣可以欣賞同樣的花景。
21.我在「中華佛教文化館簡介」之中,曾這樣寫過:「北投為台灣著名風景之區,尤以溫泉淳和享名於世。山清水秀,綠蔭遍地,花木扶疏,旅社林立,每至假期,遊人如織,盤桓期間,如入畫境。中華佛教文化館,即在此一畫境之內的公園區中,位於新北投溯溪而上的兩山之間。」可見,我能在文化館出家,實在是非常幸福的事。
22.其實,文化館是北投乃至陽明山地區唯一辦理文化慈濟事業的佛教道場。終年不斷的潺潺溪水,從文化館的腳下溜過,遇到氣壓稍高的日子,或者是比較涼爽的季節,或者是每日的清晨,你會見到一群群、一簇簇、一條條的硫磺溫泉蒸氣,像市集的炊煙,更像迷濛的焰火,婀婀娜挪地爬向空中,然後,在半空裡飄盪、起舞、幻變、消失。從文化館一眼望出去,濃綠的大片樹林雖在百尺之外,卻像伸手可及;那些紅牆綠瓦的建築物,嬌羞似地隱掩在綠蔭深處,巧妙地鑲嵌在山水之間,那是優雅的,也像是神祕的。所以有一位居士去暫住的時候,要說:「這不就是極樂世界的景色嗎?」
23.出家之後的生活,要比軍中安定清爽得多,尤其是北投這個地方,有天然的溫泉,每天可洗一次溫泉浴,對我的風濕背痛極有益,經過半年之後,背痛的感覺已大為減輕。
24.西元1961年過年以後,我即做離開北投的準備,故託星雲即浩霖兩位法師為我介紹高雄美濃朝元寺去禁足。因我有一個感覺,師父的文化館乃是用功的理想處所,但是,其他的人可在那裡安心用功,我這個徒弟卻有不同。雖然,文化館終年只有兩次法會,比起我在上海的大聖寺時代,這實在是一個安樂境界。然而,有一個門戶,就有生活,有生活就有必需的應酬,如果師父他老人家在裡外忙,縱然不叫我做什麼,我非禽獸,豈能安心?否則倒像我們對換了師徒的輩分。
25.我自知障重,到了30歲時,才算真的跨進了佛門。本來,人到30歲之後,正應放手做事,我則不同,30歲前,在學業及德業,幾乎是繳白卷,尤其是佛學及修持,我必須趕緊彌補。要不然,心願厭離,卻是拖不了生死的黑業,心願度眾,奈何又肩不起弘化的重擔。因此,我準備要離開北投了。
26.在戒期中另有一點可記的是我這個窮戒子,既然當了沙彌首,卻又無錢打上堂齋,這在白宮老人命定我做沙彌首時,我便首先提出,他老慈悲地安慰我說:「要你發心為戒兄們服務,哪還要你出錢打齋。我與戒和尚也都知道你沒有這筆打齋錢,如果一定要你打,我們出錢為你打。」這太使我感動了。戒期圓滿,戒和尚道源長老竟還倒賜了我五百元新台幣,這是相等於一份書記職的犒勞。原來,他老要我寫戒壇日記,目的是要使我安心地收下這筆厚賜。
27.戒兄之中,有這樣的人物,出家來求戒,還想出什麼鋒頭,這個鋒頭何用?這只能證明一點:那就是「放不下」。後來這幾位戒兄不是勞累隕歿,便是離僧返俗。可知,出家而不生起厭離之心,終不免仍在苦腦中打滾。
28.回到北投住了幾天,覺得心裡很亂,因為我要向師父告假南下了。內心很痛苦,種種矛盾使我不安。因為師父只有我一個徒弟,我決心要走,使他非常傷心,他度我出家的目的,就是盼有一個親人在他身邊,而且他有一大套的遠景,希望我協助實現,那麼,我的走,便是忘恩無義!奈何我又不能不走。結果,我在日記上,為自己做了這樣的疏解:徒弟不在師父座前服務,而要到別地方用功,這是不孝,但也真是無可如何,人與人間,現實與理想,總有一段距離,為了理想就不能遷就現實,遷就了現實勢必放棄理想。因此,我對東老人,雖抱懷恩之念,也負愧疚之心,正如我對我的父母一樣,父母生我育我,恩深逾海,我竟未有一個報恩的機會。父母與子女,師長與弟子,前者的給予,總要比後者的報答,多而又多。這種自然律則,亙古皆然,此也正是後人懷念前人的一大根源,後人縱然念念懷恩,竟又永遠無法做到恰如其分的報答。我今此去,雖非違背佛法,卻不想用大話來為自己脫罪,所以我不配說以度眾生來做報答師恩,即使我今此去,是為求法,我卻尚沒有資格借用佛陀的話說「若不說法度眾生,畢竟無能報恩者」,因我尚不知道我能否學成一個夠條件說法度生的人。所以我只能做一個念念懷恩而又無以報恩的人。
29.我寫了這段日記後,心情平靜很多。另一使我遺憾的事,是我負責編校的《人生》月刊,我的南下,便使停刊。我也萬想不到,一份發行13個年頭的雜誌,當它出了1961年的11及12月的合刊之後,我就為它送了終,我自己成了這份刊物的「到頭編輯」!因此我的離開,東老人是一千個不高興,但到最後臨走的前夕,我搭衣先在佛前及祖堂告了假,再向東老人告假時,他卻非常愉快,做了簡短的開示,並賜我一疊鈔票。他老人家對我,畢竟是開明又慈悲的。
30.第二天是11月12日,我提著簡單的衣單,再向東老人頂禮告假,他一直把我送到大門口,沒有說一句話,見我走遠了,我回頭看了幾次,他尚在門口站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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