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05月份閱讀筆記：《武昌街一段七號》第129頁～第140頁

2022年05月份閱讀筆記：《武昌街一段七號》第129頁～第140頁

1.我和太太知道他經常有一餐沒一餐的，也知道他是個兩袖清風、淡泊物欲，有自己的堅持和生活方式，過於熱切反而會給他壓力，因此只能交代員工：「只要是周先生來買東西，都給他打折。」他自然也知道他買東西比別人便宜些，這種形式至少不會讓他心理有負擔。......↓

2.我也知道，憑他的才氣，要不是因為對文學的執著，何需屈就在騎樓下擺攤，光是了得的毛筆字功夫，在文盲普遍的年代，就可靠代筆或潤資維持溫飽。但我見他每次幫人書寫，潤筆費皆由對方隨意給，有時不收錢也不在意。

3.周夢蝶似乎不太習慣咖啡的味道，每次一定要加六塊方糖，我猜他大概覺得苦。後來從其他客人口中聽說，咖啡的味道讓他想起故鄉的大煙水，一種從罌粟花提煉而成，專門讓不守婦道的人喝了自盡的黑水，加上咖啡會讓他睡不著、頭昏，因此他一定要加糖，攪拌成他所說的「黑糖水」。

4.周夢蝶說，中國人就是要吃饅頭，但嚐試後，似乎也不排斥。有一段時間，明星推出一種類法國麵包的長條麵包，他天天買一條，分成三段從早吃到晚，配點溫開水就是一天。他胃病開刀後，就不曾擺攤了，偶爾還是會和朋友相約在店裡。

5.明星重新開幕後，除了當天出席，也曾幾度到店裡來，有回在藝文場合遇見他，我憶當年：「老周，你還記得三、四十年前你餓到昏倒的事嗎？」「哪裡的事？」「那你還記得曾經住在武昌街一段五號的事嗎？」他顯然不願再提，老周的骨氣和脾氣與當年一模一樣。

6.一位記者到明星採訪，得知許多作家曾在這出入，直問可能在此見到？我直指靠牆的位子說：「坐在那裡的就是周夢蝶。」記者眼睛亮起來，在我的陪同下上前打招呼，沒料到他只是客氣點頭，便掩面不再說話，弄得氣氛尷尬。事後我問他幹嘛不說話？他摀著嘴說：「我老了，牙齒都壞了，開口說話不好看吶！」我們相視而笑，發現不知不覺中，彼此真的都老了。

7.那個時期，台灣文學蓬勃發展，《中央日報、台灣新生報、中華日報、聯合報》等副刊如以文比武之地，投稿作品一經錄用，名氣立刻大增！國家經營的台糖、鐵路局、鐵路公會、中油等陸續創辦《野風、暢流、路工月刊、拾穗》等不同類型的雜誌，後來又有《皇冠、文學雜誌、現代文學》等民間雜誌，寫作、投稿蔚為風尚！

8.在明星寫作的人，多半對文學有高度熱忱，這些人寧可餓肚子，也不願放棄寫作。阿錐對寫作的客人向來禮遇，領班見這些人點一杯飲料就霸著位子一整天，想勸離都被阿錐揮手擋下。中午，有客人留下滿桌紙筆，下樓去吃陽春麵、滷肉飯，服務生想趁機收拾桌面，順便將人「請走」阿錐都制止：「俄國人說『貓也沒有天天吃葷』，我們的攤子比一般攤子貴，人家怎麼可能天天吃？沒關係，就放著。」

9.明星老闆不趕人的訊息，像花朵似的在台北藝文界綻放開來，到二樓寫稿的人越來越多，白先勇、施叔青、隱地、楚戈、羅門、三毛、柏楊等人都先後在明星佔據一處桌角奮筆串起台灣文學的燦爛時光。

10.最具活力的要算是《文學季刊》那一群，一九六六年，尉天驄、陳映真、姚一葦、劉大任、七等生、黃春明等幾個年輕人，靠尉天驄的姑母尉素秋標會籌來的五萬元，辦起《文學季刊》，剛開始編輯事務多在尉天驄家中進行，但單身漢住的空間小，於是一群人轉到明星，占了三樓一個大房間就編起雜誌。

11.《文學季刊》在明星工作的日子維持了一年多，一九六八年初夏的某夜，準備打烊，二樓走進兩個提著黑色大皮箱的黑衣男，神色怪異還戴上墨鏡，快速在阿錐眼前閃過證件，低聲說了「警備總部」，其中一人從箱子取出公事包大小的錄音機，另一位示意同伴按下錄音鍵邊問：「你認識陳映真嗎？你知道他都寫些什麼嗎？」「我沒有權利去看客人的文章，怎麼知道他寫些什麼？」「我們接到密報，說你暗中支助陳映真搞左派，還不承認？」問不出想要的答案，「我們會繼續注意你。」又神色匆匆地走了。

12.隔天，阿錐果真聽說陳映真和人一起搞左派讀書會，幾天前被警總的人抓走了。過去曾聽說警總專門管制思想和言論，也曾抓走他們認定為「思想左傾」的人。阿錐心裡一陣寒顫，慶幸自己白布沒被染到黑，又擔心：「《文學季刊》的那些人呢？」之後，大房間空出的時間越來越多，編輯、作家，不似當初那樣天天報到，文學園地已籠上一層白色陰影，這些人難再像當初興致昂揚地耕耘了。一九七〇年，《文學季刊》宣告休刊，阿錐惋惜不已。

13.尉天驄教授說，戰後幾年，幾位從中國來台的文人相當活絡，其中臺靜農是魯迅的大弟子，孟十還是魯迅的抬棺弟子之一，黎烈文則有很高的法國文學造詣、辦過《公論報》。孟十還曾留學蘇聯十年，發表許多俄國翻譯文學，也與魯迅合作翻譯俄書《果戈理選集》，因此來到台灣後，成為政治大學東方語言學系的系主任。那時幾個文人就邀孟十還一同前往明星開洋葷，孟十還從點菜、交談，與俄人溝通無礙。

14.那個年代，台北市的咖啡廳多半和「黃色與晦暗」劃上等號，不時有警察進到黑漆漆的咖啡廳，以手電筒照客人的臉，查緝是否有「不檢點」的情事，但明星已和文學家結緣，走出一條屬於自己的藝文道路。

15.曾有位日語流利的丹麥記者來採訪，他對明星讓作家只點一杯咖啡坐一整天感到不可思議，不論是美、日、歐，一定要早、中、晚翻桌，否則根本無法經營。當年更困難的是「筵席稅」所帶來的沉重負擔，當年政府針對咖啡廳，除了課營業稅，還另收筵席稅（每五天收一次）。

16.回想自己十八歲那年，雖然從台北一中畢業、順利考上台大，卻因不想向兄嫂伸手要學費，而將未來賭在一張愛國獎券上。不巧，數字沒一個相同的，大學夢碎，又巧遇艾斯尼，一路走上自己不曾預期的人生道路。想起自己年幼時為了躲避空襲和戰爭，有時疏散到廟宇上課、有時到其他學校上課，連寫字也常一邊跑警報，因此，見到滿腔抱負的讀書人，有了幾分羨慕和敬重。因此只要能力所及，就願意提供他們一處可以安心寫作的地方，自己無法安心就學的遺憾也稍稍得到彌補。

17.當年電話不普及，明星的電話恰恰成為雜誌社和出版社找人的最佳工具。剛開始，服務生對這些霸占位子的客人感到不滿，但見到許多書迷慕名而來只為一睹作家真面目，也看過兩三個報社、雜誌社人員伺候一個作家，一拿到一張稿紙就往報社送的場景，漸漸也覺得與有榮焉。

18.艾斯尼雖不知其中有台灣知名作家，卻也為明星瀰漫文藝氣息而覺得欣慰；當時他已多次中風，掛名顧問其實是「顧而不問」，每天他固定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其他作家也多半有習慣坐的地方；他回憶屬於北國的往事，作家書寫台灣的悲歡離合，彼此不認識，卻相互陪伴度過不少時光。

19.在明星書寫最久的是黃春明，阿錐最熟悉的也是黃春明。打扮樸實、頭髮蓬捲、眼神慧黠，身旁總是圍著許多人在等稿子，聽客人說，他剛從宜蘭搬到台北，雖然年輕但已發表過許多文章，很受藝文界推崇，而且他彷彿只要開始寫稿，就渾然忘卻白天與黑夜。

20.有天早晨，阿錐捲起袖子，拿著刷子，蹲在廁所洗刷，耳際傳來一聲「早」，原來是黃春明，「怎麼自己在洗廁所？」「剛好有時間，就自己弄了。」又有一次阿錐在做麵包，聽見黃春明大喊「簡老闆，不好了！那個外國人倒在廁所了！要不要趕快叫救護車？」阿錐邊點頭邊將艾斯尼抱起，試圖將他背下樓，阿錐感到艾斯尼變輕了，原來是黃春明伸出援手，一人抬頭，一人抬腳，兩人小心翼翼地將艾斯尼送上救護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