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05月份閱讀筆記：《武昌街一段七號》第49頁～第61頁

2022年05月份閱讀筆記：《武昌街一段七號》第49頁～第61頁

1.阿錐利用課後時間帶著飛虎隊成員及家屬四處看房，在現今的中山北路、農安街、林森北路、仁愛路一帶，一共幫助十七個飛虎家庭找到台灣的落腳地。但他們不習慣睡在榻榻米，也不能忍受茅坑式廁所的髒亂和臭味，希望入住前，有人能幫他們更換地板，並把廁所翻修為化糞池馬桶。......↓

2.艾斯尼慢慢向阿錐解釋如何蓋化糞池，要他照圖教工人施工，阿錐不知道是否能帶領工人，但他決定給自己機會去試。聽說哥哥的店附近，有個生意做得不錯的台灣人從國外進口一個馬桶，他特地拜訪，並意外開了洋葷，成了第一個試用者。坐馬桶的感覺冰涼又舒適，馬桶沖走穢物時，那份清爽感和使用茅坑有天壤之別。

3.阿錐帶著工人來到第一戶飛虎隊員家中，照著艾斯尼的指導一步步挖化糞池、築水泥，幾個年紀足以當他父親的的工人，私下雖嘀咕著，但看在每天能拿到三十塊錢台幣的高價工資份上，也只好照著他的方式施工。阿錐一邊研究艾斯尼畫的藍圖，一邊到已經試用過的鄰居家實地勘查，邊做邊學，五天後竟讓他完成一座化糞池。

4.艾斯尼說：「到松山機場去載馬桶吧！」阿錐才知道，原來飛虎隊自備馬桶來了。那時，阿錐已從台北一中畢業，雖然大學聯考也考上第一志願，但因為不想再向兄嫂伸手，決定放棄升學，全心投入飛虎隊員屋舍的改建工作。幾個月後，阿錐被自己的獲利嚇一大跳，扣除材料和工人酬勞，手上居然還有一千美金左右的盈餘，在五塊美金舊可以雇用一位女傭一個月的年代，無疑是一筆巨大的款項。

5.茅坑的髒臭不必形容了，更傷腦筋的是挑肥，那時台北車站一帶的水肥都集中到三重處理，人門取糞池的台語音「屎穴仔」，將三重糞池處理廠戲稱「三重大學」。當時台灣還沒有馬桶這項建材，有錢不一定買得到，必須由國外進口。

6.《明星》開業不久時，我在樓下聽聞叫罵聲，見到兩個人從鄰居的樓梯上扭打滾下，原來是鄰居把屋子賣給了對方，但對方在交屋後卻發現馬桶被挖走了，買主氣不過，賣方確堅持馬桶是自己的，不能連屋子一起賣，因而大打出手。最後，我承諾請飛虎隊員幫忙進口一組新馬桶給買方，一場馬桶搶奪戰才平息。

7.我經常懷念物資貧乏的時代，生活裡少有浪費和奢侈，不少人聽我回憶那段歲月總回應：「好辛苦啊！」事實上，我反而覺得那是段踏實而快樂的日子，因為得來不易，更懂得細細品味，其中的滋味也因而更加令人懷念！

8.認識艾斯尼好一段時間了，卻很少見他吃米飯，原來，這位來自北國的朋友還是吃不慣南方米食。阿錐帶他到附近的中式糕餅店，看到紅龜粿、鳳片糕、饅頭等，他搖頭：「不是這個。」後來帶著他去延平北路找，果然找到麵包店，艾斯尼開心極了，但吃了幾口，又嘆氣說：「這不是我家鄉的味道。」

9.俄國同鄉在台灣都過得很不習慣，因為俄國人不似美國人那麼有錢，只能住在比較簡陋的房子，通常只能使用附近的公共澡堂，對於不習慣共浴的俄國人來說，冬天可以忍幾天再洗，夏天可以沖冷水，但飲食就很難克服的，台灣幾乎找不到俄國口味的食物。

10.阿錐回家試探性問：「俄國人想跟我們租房子開店可以嗎？」哥哥馬上一口回絕：「你不要命了嗎？沒聽到街上一天到晚喊著反共抗俄！你不怕被殺頭嗎？」

11.阿錐逛到武昌街城隍廟附近，從人們口中得知城隍廟對面的店面一直賣不出去，「那間房子正對著廟口，誰敢租？厝頂起得比城隍爺坐的地方還高，一定會『被煞到』。」原來武昌街一段七號的屋主高玉樹律師計畫賣房，賣不掉只好張貼「出租」的紅字條，但人們只要看到是「廟沖」就擂起退堂鼓。

12.信仰東正教的艾斯尼納悶：「為什麼要介意廟沖？」艾斯尼看過房子後，開心地向同鄉們告知地址是「Seven」，大家都認為這是「幸運」的起頭。原來，seven在《聖經》裡頭是一個圓滿的數字。

13.在房東眼裡的阿錐是個猴囝仔，不相信有能力租店面，故意將月租一千提高到兩千，他只好表明是俄國人要租的，高玉樹更緊張，堅持不把房子出租給「共產黨」。阿錐只好拿出南京政府內政部發給其中一位股東布爾林的中國國籍歸化證，藉由上面記載的職業「參謀本部顧問陸軍大學兵學教官」，證明這些白俄人大部分曾擔任國民政府的軍職，房東雖半信半疑，但考慮房子難租，加上他們願意付月租兩千，只好勉強同意。

14.一九四九年十月三十日，武昌街一段七號門口掛起一塊英文招牌「ASTORIA」，一樓是麵包店，二、三樓作為咖啡廳。

15.台灣人祭拜時會先到廟前廣場拜天公，《明星》的位置恰巧是人們祭拜的方向，被視為對天地不敬，二是因為《明星》有三層樓，高於當時只有一層樓的城隍廟，對於城隍爺更是不敬。

16.但不同文化造就不同觀念，俄國人開心地賣起家鄉味，成了這群異鄉人飄零異國之際，用以聊慰思鄉之愁的園地。我始終認為是城隍爺默默地庇佑著這群俄國人。因為廟前廣場通常是人潮聚集之處，《明星》這棟老屋也因此看盡地方事件的演變和潮起潮落。

17.一九四九年，明星的股東們租下武昌街一段七號一至三樓，高玉樹自己則保留九號作為辦公室，並於一九五一年以無黨籍身分競選台北市第一任省轄市長。當時無黨籍和反政府主義被劃上等號，因此情治單位對他的一舉一動相當注意，高玉樹經常在城隍廟前廣場發表政見，情治單位為了就近監看，便商借明星，坐在二樓咖啡廳靠窗位置全程緊盯他的言行。

18.因為台北城內一帶過去屬於「城中幫」地盤，刑警若接到黑道火拼的情報，也總是坐在明星靠窗位置監視。有回，明星接到五分局（現為中正一分局）電話，一會，幾位便衣刑警已經坐進咖啡屋，沒多久，各自帶著武士刀的兩個幫派談判破裂，準備在城隍廟旁的巷子火拼，刑警立刻派員逮人，很快平息一場流血衝突。當時沒收十多把武士刀全都寄放在明星的辦公室，看得艾斯尼和其他曾經參與戰爭的俄國人都搖頭。

19.六個股東，艾斯尼擁有最大股，擔任統籌和經理角色；布爾林是上海霞飛路明星的老闆之一，曾在中國擁有兩家明星，一家子都會製作麵包；列比利夫負責生產俄羅斯軟糖及火腿；兵工廠顧問拉力果夫以一台從上海運來的大冰箱代替現金入股，只投資不參與生產，平日仍在聯勤總部上班。

20.前立法委員張大田的俄籍太太妮娜張也是重要的股東，夫婦倆從熱河帶了三位師傅協助廚房工作；畫家帕索斯基股份最少，雖未參與經營或生產，但精湛的畫作為店內擺設增色不少。由於布爾林已經歸化，具有中國人身分，經協議，以他的名義申請營業執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