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0月份閱讀筆記： 《溫暖的魄力：陳時中的從醫初心》第137頁～第157頁

【2022年10月份閱讀筆記： 《溫暖的魄力：陳時中的從醫初心》第137頁～第157頁】

1.政府一開始採取的是「限制支付」，規定除非有特別證據必須做切開引流，不然不能申報，同個病患只有第一次可以報，接下來一個月都不能再報。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醫生還是可以用潰瘍之類的名目申報，問題還是沒解決。......↓

2.我的方法則是「提高支付」，最初提高到一千五，效果還是不大，大家仍不願意拔麻煩又考驗技術的「阻生牙」，等到提高到3000至3500元時，誘因夠了，大家才願意拔牙。表面上看來，費用好像多了3倍，但一年後統計下來，整體在智齒上花費的預算反而減少很多，更不用說這還省下了第二大臼齒被影響造成的醫療開銷。

3.這是三贏局面，對政府來說，省了很多錢；對醫生來說，得到合理的費用，也讓許多原本可能不擅長拔牙的醫生，願意磨練拔智齒的技術；對病人來說，痛苦也減少很多。

4.早年補牙多採用銀粉，少用樹脂。那時樹脂抗磨耗的效果的確是沒銀粉好，但主要還是因為價錢，銀粉比樹脂便宜多了。到我執業時，樹脂的抗磨耗已經改進，但政府仍設下許多限制。比如前牙才可以用樹脂，後牙不行，先前用銀粉補過的牙齒若沒有壞，就不能改填樹脂，除非換過很多次銀粉之後。我的想法是，銀粉有礙觀瞻，樹脂較好為何不用？葉金川一開始表示反對，因為成本增加，但做了總額以後，牙醫就可根據專業判斷，選擇開放這個項目。

5.在推動總額之初，牙醫界反對的理由是：為什麼要設一個「天花板」來「限制」大家？我總是苦口婆心跟大家說，其實，「天花板」始終存在，政府心中仍然有一把尺衡量優先次序，做各種費用的調整，那就是政府的「天花板」。當所有科別一起競爭資源時，就會有預算排擠效應。當牙科同業認為很重要的項目，排入整個醫療「大海」時，就會顯得沒那麼重要，如果牙科沒有自己的總額，就會被其它「更緊急」的需求擠下去。

6.我記得第一年跟政府說根管治療的給付要調高，講得頭頭是道，政府也認同這很重要，但還是沒調，因為那年要調ICU（加護病房）的費用；第二年重提，但政府還是優先調整了重症的費用；第三年又提了一次，但那次調整的是燒燙傷，牙科的項目再度被擱置。雖然失望但沒法抗議，畢竟ICU、重症、傷燙傷都很重要。所以，必須把「隱性的總額」變成「顯性的總額」，在牙科獨自的專業領域裡來安排輕重緩急。

7.以根管治療為例，我醫學院剛畢業時，是按照勞保門診單給付，許多診所都有已經清洗五六十次還沒完成封填的病人。後來統計，做一顆牙齒的根管治療，平均得去診所報到12.8次，後來健保推動專案制度（包裹支付），平均大概只有1次多而已，幫政府省錢，也幫病人省時間。至於給付，比較複雜可能會到幾千元，比以前高，但相對國外動輒兩三萬元的費用，真的很便宜了。

8.以X光片來說，以前教學醫院會幫病人照16張，診所覺得太浪費了，明明沒必要，但教學醫院覺得這樣比較「完整」，後來我們把拍X光的費用從120降到40元，讓照片子不再有「賺錢」的空間，大家回歸專業，合理化給付，按照實際狀況，決定採取何種醫療措施。

9.牙科做總額的經驗算是相當成功，後來衛生署也亟欲把這個成功經驗複製到西醫上，結果卻不如預期，因為，以當兵來比喻，牙科是花了無數心力做內部溝通的「自願役」，西醫是強徵、共識較薄弱的「義務役」。

10.我當理事長時，對內部要求算是很嚴格的，不會說客套話，看到有問題的地方都會清楚提出來，要求大家提出改善方法，也會持續追蹤大家是否照承諾去做。我的作風雖然強勢，但我沒想過要去「處罰」誰或是「辯倒」誰，辯贏不是贏，要讓人服氣，不是雄辯，而是拿出可以被認同的說法，我深信大家終究是理性的專業團體。

11.為了讓總額實行更順暢，我卸下全聯會理事長後，每週三還是會跟他們開一整天的會，也會去各分區委員會和大家討論要怎麼做。我一直覺得，溝通和資訊透明，可以幫助大家把事情做得更好。我面對武漢肺炎的防疫時也秉持同樣的態度，透過各種專業的討論，把道理講清楚，讓大家一起堅定地朝對的方向走。這些領悟，應是當年推動總額的過程中最寶貴的收穫之一。

12.一九八七年，從台大牙醫系畢業的闕玲惠，自美國習得最新的牙醫技術歸國，陳時中邀請她到自己的診所工作，希望能習得最先進的專業，闕對陳的第一印象是：誠懇、上進，可以像海綿一樣吸收新知，於是便接受這個邀請。她發現診所同事跟助理都相當怕這個老闆，儘管陳從不兇人。「你看他長那個樣子（笑），加上性格內斂又少講話，大家當然覺得有點可怕。」闕是診所裡唯一不怕老闆的人。

13.闕玲惠表示，作為朋友，陳時中是個真誠溫暖的人，往往有求必應；他做起事來極其認真嚴肅、高度講究執行力，加上他對數字有直覺式的精準，所以跟他共事的人多少都會有種緊張感。做錯了，他不會罵人，就是那張臉不太好看，大家自然都不想在他面前出錯。醫術方面，她幫陳時中打80分，自己是95分，「我們求的是『精』，其它方面可能是零分；陳時中是『廣』，除了醫術，整合協調談判決策都達80分。於是遠遠贏過我只有單一能力95分。他那個人只做牙醫太浪費了！」儘管單純的牙醫收入較多，壓力較小，但無法滿足陳時中，「他是一個想要改變社會、做大事的人。」

14.當時牙醫業大環境很惡劣，但這個團體裡的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渺小，沒有力量翻轉，陳時中卻跳出來說服大家一起參與這場改變。陳覺得，每個人只要去經營自己擅長的那一小塊就好，比如闕玲惠負責巡迴演講，有撰稿出刊能力的就做牙醫雜誌。把每個人貢獻的一小塊都加起來，事情就會有分量。「陳醫師很有理想，卻不打高空，從不設定過高的目標，都是從可行的目標開始做起。」一開始資源窘迫，陳都親力親為，借場地、排桌子、安排動線等小事都跳下來做。

15.闕玲惠回憶，當時要做潔牙觀摩，除了學校師生外，計畫還牽涉到台北市教育局、台北市衛生局，為了爭取經費，必須跟衛生局溝通，經費若不夠，還要跟廠商爭取贊助，「這時候，就可以看到陳時中的協調整合的能力有多出色，他很有意志力，只要可以達到目標，他不怕要拐一大堆彎，他了解人性，而且接受人性有各種面向。」

16.陳時中曾跟闕玲惠分享一個「三分之一理論」：在群體中，有三分之一的人，不論有沒有規定，都會做正確的事；另外三分之一是只要有良好規範或誘因就願意好好做；我們要努力改變的，就是最後的三分之一，當三分之二的人朝正確的方向前進時，社會的蹺蹺板就翻轉了。因為有這種認知，所以陳不會有完美主義的期待，遇到阻力時，也比較不會被挫折感淹沒。

17.陳時中對人性的理解，也展現在談判桌上，「他常跟我們說，『談判沒有全拿的』，我們要追求的是多贏 」所以會留餘地給反對方。有位當初跟陳一起做總額的夥伴，到屏東跟當地的公會理事溝通，現場砲火四射，拍桌爆粗口。換作別人，不是怒就是灰心，但陳卻始終不慍不火，第二天還打給罵最兇的那個公會理事，冷靜問：「你們最想要的到底是什麼？」彷彿完全沒有情緒。

18.闕玲惠說，陳時中很懂得用「對方的語言」說話，很接地氣，堅持核心價值，卻不堅持己見，因此他可以做出相當大幅度的妥協，不過為了完全核心目標得讓步，不見得能讓所有戰友認同，但他的個性，即使被誤會，也不會特別解釋。多年前，為了推總額時，陳曾對闕感嘆說，他做了某些妥協，有些當初認為陳有使命感的朋友覺得他「變了」，陳的心中當然明白結果不完美，但總要先有個雛形架構。他自嘲：「我現在看起來，可能全身內外都是『黑』的吧？」闕正要寬慰陳，陳又說：「但我一直都知道我的『軸』在哪裡，那是不會變的。」這個軸，就是初心。

19.擔任防疫指揮官的陳時中，跟過去擔任全聯會理事長的他，在許多面向是一樣的，同樣的誠懇、謹慎、夙夜匪懈、相信專業，而且總是善於聆聽，並極力謀求與立場可能互異的各路人馬合作，眾志成城去完成一件高難度的大事。看多年老友扛著壓力賣命，闕玲惠欽佩又不捨，如果可以，希望他能多休息，「但我也知道，他是勸不動的，只能希望他多少照顧一下自己。」

20.大約30年前，陳時中和闕玲惠分享，倫敦西敏寺無名氏墓碑碑文：在我年輕的時候，我的想像力無限，我夢想改變這個世界，當我成熟、變聰明以後，發現我不能改變世界，我將目光縮短了些，決定只改變我的國家，但國家也似乎無法撼動。當我進入暮年，我最後絕望的嘗試，僅僅改變我最親近的家人，但是，他們早就不在了。當我躺在床上，行將就木時，我突然意識到：如果一開始我僅僅去改變我自己，然後作為一個榜樣，我可能改變我的家庭，在家人的幫助和鼓勵下，我可能為國家做一些事情，然後誰知道呢？我甚至可能改變這個世界。那時的陳時中，不是部長，不是指揮官，只是年紀輕輕的陳醫師。

21.那時的陳醫師決定了，他要為自己出征、改變自己、做一個榜樣，然後，要為他愛的台灣做一些事情。陳醫師有沒有辦法改變這個世界，沒有人知道，但可以確定的是，他真的為台灣做了一些事情，讓台灣跟世界不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