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為什麼支持死刑？（上）
◎史英（人本教育基金會董事長）
是怎樣的一種政權，罔顧清議，無視人權，甚至不通知家屬，就偷偷摸摸地一舉槍決四名人犯？其蠻橫、無恥、殘酷的程度，如果考慮時代進步的因素，甚至比其前身蔣政權有過之而無不及。這且不必去說它了，然而，關於死刑存廢，許多人心裡還是充滿疑惑，卻值得再談一談。
歷史學家告訴我們，歐洲各國之所以反對死刑，是因為他們終於發現，近百年來被判死刑的，絕大多數是「好人」︰不是反抗納粹的，就是為理想而奮戰的，一般的強盜殺人犯在比例上其實很少；法律學家告訴我們，近百年來先進國家不斷改進司法制度的結果，死刑誤判的可能性一直繼續存在，而且比可以接受的機率高出很多。世界各國犯罪學的研究，包括一九九三年（民國八十二年）研考會委託警察大學以台灣歷年資料所做的統計分析，都無法證實死刑有什麼嚇阻作用，甚至常常顯示加強死刑「可能」助長犯罪率。
這並不難理解：由國家機器來殺人，規模絕對比個人罪犯大得太多；司法體系是由人組成的，只要人能犯的錯，他們都能犯（和被他們處死的罪犯一樣！）；而絕大多數的殺人犯，都不是依「理性」行事的，在奪取他人生命的當下，他早就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死刑的威脅，在那一瞬間，最多只能使他們更有理由拒絕受害者的哀求！
然而，這些都不足以說服某些受害者家屬：他們真正的理由，無論口頭上怎麼說，其實只有一個，就是要復仇。當人心裡充滿傷痛，仇恨是很自然的緩解劑：全心全意去仇恨兇手的時候，就可以不必一直陷在思念、懊悔（如果當時…）、內疚（如果以前對他更好一點…）的痛苦的深淵之中。有人說：你並沒有家人受害，怎麼有資格來論斷別人？確實的，我只能猜測，而猜測一定也無法和真實感受相比；但是，難道猜測不是理解的第一步，而且是必不可少的一步？
有人問：如果你是受害者家屬，你還會像現在這樣高唱人權、大談什麼生命無價的風涼話嗎？對於這種質問，我曾很認真地思考過；結果是，我得承認，我完全不能保證自己不會改變，如果真的遭逢那樣的變故的話；事實是，如果我面臨那種痛苦，我完全無法想自己會變成怎樣。人總是人，反對死刑的人，絕不比任何人更理智，更慈悲，或更超脫；人所會有的反應，例如想把加害者碎屍萬段的強烈慾望，人都是會有的，任何人都不能保證自己是例外。當然，我知道有些受害者家屬真的能原諒兇手，但這並不能否定有些家屬並不原諒也是合理的事實。
所以—所以關於死刑存廢的爭議，不該讓受害者家屬涉入。就像如果法官本人是受害家屬，他理當迴避和該案件相關的任何法律程序；這並不是說他不能表達意見，或出庭作證，或對他有任何不敬或不信任，而是基於人道的理由，一個社會不該讓一個遭受重大變故的人，承擔他所難以承受的「客觀判斷」的責任。受害家屬對於「殺人償命」有一些激情的看法，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一個文明的社會，不該受這些激情的左右（雖然應該認真傾聽那些聲音，就像重視任何多元的意見一樣）。
換言之，就以前述質問來說，做為現在的我，我所發表的是一個普通人的主張；如果我變成受害者家屬，我就不再是單純的我，而是肩負著血海深仇終生難以解脫的另一個我了。這時候，社會當然應該更重視我先前的主張，而對於之後也許轉向支持死刑的我，抱著一些同情就好。
事實上，白冰冰也在公開的場合說過，說她也可以支持廢死，如果滿足兩個條件的話。第一個條件是改為終身監禁不得假釋，這聽起來非常合理，事實上，這也是多數民意所支持的廢死配套措施的一種可能（雖然有些人權運動者很難同意）。但是，如果聽到她的第二個條件，大家就會明白前文所說的「抱著一些同情」的意思了；白冰冰的第二個條件是，台灣加入聯合國。很多人聽不懂，不知道二者有什麼關係；但細想就知道，她說的是反話，有點像是以「天下紅雨」做為某事的條件，以彰顯其事之絕不可能。然而，為什麼不就用一般的俗語就算了，而一定要把台灣人心頭的大痛拿來做比喻，一副幸災樂禍、看著我們流浪國際而在旁嘻笑的樣子；這我就連猜測也不能（雖然這是理解的第一步），所以除了抱著一些同情之外，還能怎樣呢？
也正是這份同情，使大家面對受害者家屬時都是容讓三分，被污蔑、辱罵、毫無根據地抹黑，也不敢喊冤（你有多冤，能比我親人被殺更冤嗎？）更不能反擊（怎樣，我親人已經死了，你還想我也死給你看嗎？）；但我認為這種不還手不還口的態度還是對的；一個文明的社會，不能沒有同情，一個文明的理性公民，不能和身心正受到極大煎熬的人去講什麼大道理。
問題是，我們絕大多數的一般人，是可以講道理的嗎？據說，多數的民意贊成死刑，事實真的是如此嗎？這需要更進一步的分析，就留在「下集」裡再討論了。
◎本文出自〈人本教育札記〉252期
◎史英（人本教育基金會董事長）
是怎樣的一種政權，罔顧清議，無視人權，甚至不通知家屬，就偷偷摸摸地一舉槍決四名人犯？其蠻橫、無恥、殘酷的程度，如果考慮時代進步的因素，甚至比其前身蔣政權有過之而無不及。這且不必去說它了，然而，關於死刑存廢，許多人心裡還是充滿疑惑，卻值得再談一談。
歷史學家告訴我們，歐洲各國之所以反對死刑，是因為他們終於發現，近百年來被判死刑的，絕大多數是「好人」︰不是反抗納粹的，就是為理想而奮戰的，一般的強盜殺人犯在比例上其實很少；法律學家告訴我們，近百年來先進國家不斷改進司法制度的結果，死刑誤判的可能性一直繼續存在，而且比可以接受的機率高出很多。世界各國犯罪學的研究，包括一九九三年（民國八十二年）研考會委託警察大學以台灣歷年資料所做的統計分析，都無法證實死刑有什麼嚇阻作用，甚至常常顯示加強死刑「可能」助長犯罪率。
這並不難理解：由國家機器來殺人，規模絕對比個人罪犯大得太多；司法體系是由人組成的，只要人能犯的錯，他們都能犯（和被他們處死的罪犯一樣！）；而絕大多數的殺人犯，都不是依「理性」行事的，在奪取他人生命的當下，他早就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死刑的威脅，在那一瞬間，最多只能使他們更有理由拒絕受害者的哀求！
然而，這些都不足以說服某些受害者家屬：他們真正的理由，無論口頭上怎麼說，其實只有一個，就是要復仇。當人心裡充滿傷痛，仇恨是很自然的緩解劑：全心全意去仇恨兇手的時候，就可以不必一直陷在思念、懊悔（如果當時…）、內疚（如果以前對他更好一點…）的痛苦的深淵之中。有人說：你並沒有家人受害，怎麼有資格來論斷別人？確實的，我只能猜測，而猜測一定也無法和真實感受相比；但是，難道猜測不是理解的第一步，而且是必不可少的一步？
有人問：如果你是受害者家屬，你還會像現在這樣高唱人權、大談什麼生命無價的風涼話嗎？對於這種質問，我曾很認真地思考過；結果是，我得承認，我完全不能保證自己不會改變，如果真的遭逢那樣的變故的話；事實是，如果我面臨那種痛苦，我完全無法想自己會變成怎樣。人總是人，反對死刑的人，絕不比任何人更理智，更慈悲，或更超脫；人所會有的反應，例如想把加害者碎屍萬段的強烈慾望，人都是會有的，任何人都不能保證自己是例外。當然，我知道有些受害者家屬真的能原諒兇手，但這並不能否定有些家屬並不原諒也是合理的事實。
所以—所以關於死刑存廢的爭議，不該讓受害者家屬涉入。就像如果法官本人是受害家屬，他理當迴避和該案件相關的任何法律程序；這並不是說他不能表達意見，或出庭作證，或對他有任何不敬或不信任，而是基於人道的理由，一個社會不該讓一個遭受重大變故的人，承擔他所難以承受的「客觀判斷」的責任。受害家屬對於「殺人償命」有一些激情的看法，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一個文明的社會，不該受這些激情的左右（雖然應該認真傾聽那些聲音，就像重視任何多元的意見一樣）。
換言之，就以前述質問來說，做為現在的我，我所發表的是一個普通人的主張；如果我變成受害者家屬，我就不再是單純的我，而是肩負著血海深仇終生難以解脫的另一個我了。這時候，社會當然應該更重視我先前的主張，而對於之後也許轉向支持死刑的我，抱著一些同情就好。
事實上，白冰冰也在公開的場合說過，說她也可以支持廢死，如果滿足兩個條件的話。第一個條件是改為終身監禁不得假釋，這聽起來非常合理，事實上，這也是多數民意所支持的廢死配套措施的一種可能（雖然有些人權運動者很難同意）。但是，如果聽到她的第二個條件，大家就會明白前文所說的「抱著一些同情」的意思了；白冰冰的第二個條件是，台灣加入聯合國。很多人聽不懂，不知道二者有什麼關係；但細想就知道，她說的是反話，有點像是以「天下紅雨」做為某事的條件，以彰顯其事之絕不可能。然而，為什麼不就用一般的俗語就算了，而一定要把台灣人心頭的大痛拿來做比喻，一副幸災樂禍、看著我們流浪國際而在旁嘻笑的樣子；這我就連猜測也不能（雖然這是理解的第一步），所以除了抱著一些同情之外，還能怎樣呢？
也正是這份同情，使大家面對受害者家屬時都是容讓三分，被污蔑、辱罵、毫無根據地抹黑，也不敢喊冤（你有多冤，能比我親人被殺更冤嗎？）更不能反擊（怎樣，我親人已經死了，你還想我也死給你看嗎？）；但我認為這種不還手不還口的態度還是對的；一個文明的社會，不能沒有同情，一個文明的理性公民，不能和身心正受到極大煎熬的人去講什麼大道理。
問題是，我們絕大多數的一般人，是可以講道理的嗎？據說，多數的民意贊成死刑，事實真的是如此嗎？這需要更進一步的分析，就留在「下集」裡再討論了。
◎本文出自〈人本教育札記〉25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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